中国学术出版：现状、问题与机遇

学术出版是人类出版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它承载了传播思想和传承文明的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原创性、前沿性知识的消费需求，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一个国家的学术出版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推进学术出版的繁荣，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学术出版并非落后，在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未中断过，中国古代的出版一直在创造着人类历史的辉煌。乃至近代，尽管当时整个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但出版业仍能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仍然代表着亚洲最高的学术出版水平，和世界顶尖的学术出版水平是同步的。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出版图书的数量和品种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头号的出版大国。但如果按照人均图书消费水平、学术话语的国际渗透力等几个关键指标来衡量， 中国与世界出版强国的称号还相距甚远。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很好的出版机遇， 作为当代的出版人，有条件、有责任也应该有能力，正视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中存在的种种乱象，再创学术出版的新辉煌，这是时代赋予所有关心和从事学术出版者的使命。

一、中国学术出版现状分析

（一） 发展优势

1. 学术出版规模巨大

2012 年，全国出版图书总量接近40万种，其中90%以上的出版机构都涉及学术出版，年出版学术图书的种类用宽口径统计约有4万种，约占新书总品种数的1/4，而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有22000 种左右，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类图书有19000 种左右（笔者根据2012年出版物统计推算）。

2. 学术出版工程放量剧增

近几年随着国家投入的明显增加，大型学术出版工程不断涌现，诸多学术文献、大型丛书得以问世。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三大国家基金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到2013年的研究经费已经是16亿元，“十二五” 末将会达到20亿元；国家出版基金2013年是3亿元“十二五”末将要达到10亿元；教育部社科司的研究经费已经达到3.5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新工程出版经费2012年是4500万元，2013年将不少于5500万元。这些研究经费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用于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里有15%～20%都会转化为与出版相关的行为，要么用于购买图书、资料，要么直接资助出版。国家自然科学软科学基金数量更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型学术出版工程放量剧增。

3. 学术译著出版长盛不衰

学术译著的出版在推进我国学术建设、促进优秀文化传播与思想对话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为代表的一批出版机构，秉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海外新知的出版精神，长期坚持翻译优秀的学术图书，推动了我国学术译著出版的繁荣发展。到今天，外文图书无论是面向大众还是小众学术的，只要是好书，都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看到中译本。

4. 学术互动、出版合作日趋密切

近年来， 两岸四地以及全球华人学者的学术互动和出版合作已经非常密切了，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中国出版“走出去” 实施多年，并在诸多领域取得良好成效，尤其中国的传统经典著作在海外广为传播，相比之下，现当代的中国学术精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正处于探索深化、日趋繁荣阶段。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学界的声音为国际学界所知，国内一些有理想的学术出版社已经开始重视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 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以笔者所在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例，目前，我社已经与英、俄、法、德、日、韩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近40家出版社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年合作出版有关中国当代研究的外文版图书达六七十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出版合作已经成为中外学术出版发展的大趋势。

（二） 制约因素

1. 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

从我国学术图书本身来看，能被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不到年出版总量的1/4，即约4万种学术图书，充其量只有不到1万种能被国外大学的图书馆收藏。美国国立图书馆一年收藏中文图书含华语地区繁体字版大约有5500种，这些年这个数字都没有变，能被译成世界主要语种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的更是不过千种，学术译著出版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严重失衡。

2. 数量与质量的发展严重不平衡

中国大陆地区学术出版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成比例：数量巨大，而质量偏低或者说很低。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环境，迫使一些学者被迫失去或者主动放弃了潜心研究的机会，学术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少了，真正前沿的东西也不多。学术图书品种的连年增加，并不能掩盖学术图书质量下降的实际情况，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存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和剽窃的现象。这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严重危机，更是学术出版的危机。出版人是学术出版最后的守门员， 应承担起责任，拒绝一切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

3. 专业化水平低

今天，在中国从事出版行业的人数和出版图书的种类数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中文学术出版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年来，许多出版机构在短时间内进入学术出版领域， 学术图书品种和出版机构的激增使出版过程中本应发挥遴选和把关作用的环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部分出版机构甚至觉得什么事都能“快速”搞定，什么人都可以做学术书，进而变成了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 失去了专业操守。简单从专业编辑制度一个指标来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出版领域，能够实行专业编辑制度的出版机构为数甚少， 能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的更是凤毛麟角。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例，我社一直坚持专业编辑审稿， 允许编辑跨界编稿，但真正实行了专家匿名审稿的也只是少数项目。

4. 学术出版规范严重缺失

目前我国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还很不完善，作者与出版机构对于学术作品的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的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更没有与国际学术界全面接轨的规范。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 既影响了学术成果本身的科学性、严谨性， 也影响了中国学术“走出去”， 以致很难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便捷交流与无障碍对接。仅以其中的一项指标——索引为例，武汉大学2011 年做了一项研究，有索引的学术图书占整个图书出版总量不到3%。

5. 学术评价体系紊乱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学术评价体系混乱、畸形，重量化指标，缺规范有序的同行评价等问题。

目前，我国存在多个版本的“学术核心期刊表”。在全国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成为考核的“硬指标”。而这些“核心期刊表”主要是通过文献计量方法计算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所载成果的被引用数据，如影响因子、他引平均数、影响广度等对期刊进行评价，进而间接评价成果、机构、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严格地说，“核心期刊表”不能直接作为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或体系。当前我国学术成果评价中出现的“重量轻质”“重刊轻文”等偏离评价目标的异化现象，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同行评议是学术评价的另一种重要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人文社科成果评奖、项目鉴定、职称评定等活动， 在我国当前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中居于辅助地位。同行评议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评价标准、成本、评价主体的主观随意性控制等。而从出版业本身来看， 至今也没有公认的学术出版的评价体系。南京大学这一两年也在做一个关于图书引用率的统计，但统计的标准很成问题，甚至违背常识。比如没有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设置，其结果是只要偶尔出版一本引用率很高的书，就可在该学科出版领域排行第一，而这样的引用率排名最后还能被媒体炒作得天花乱坠。评价体系的种种不规范，致使学术出版物质量良莠不分，低水平重复的图书大量地充斥着卖场和图书馆的书架。可以想象，中国每年约出版40万种新书， 任何一个卖场都摆不下这么多书。最后，到底哪些书可以上图书馆的书架，凭什么上架？目前仍没有一个可供衡量的标准。

二、中国学术出版迎来新的机遇期

1. 学术成果的需求量空前增大

创新的知识、前沿的思想永远是人类自我成长不可或缺的资源。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是推动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 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对创新知识的需求更显迫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所具有的认知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引领时代前进的重要功能在时代的要求下，将越发彰显。

2. 学术成果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

国家宏观学术环境趋暖、学术投入大增、研究手段数字化等因素，都将极大提高学术生产能力。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展示出执政新风。政府的改革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事情，而是标志着整个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已经开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新政的实施，公民社会也在成长，人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及学术判断能力的提高都会促进学术出版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力量，过去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如果要研究透一个课题，可能需要十年磨一剑——当然，这十年磨一剑与阅读方式的落后有很大的关系， 需要研究者整天在图书馆里抄卡片、查资料，但是今天，阅读已经有功能十分强大、智能化程度极高的搜索引擎和海量数据库做支撑，研究所耗费的时间已经从数年缩短为数月、甚至数天就能解决。这样，学术生产的能力必然大幅提升。

3. 学术出版作为专业出版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种自觉

体制内的出版机构与民营出版机构的融合、整合，使学术出版的微观主体激发出新的活力。2011年，书业名家刘苏里先生曾说过，民营学术出版因多种因素影响在退却。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传统出版机构与民营出版机构现在已经开始融合、整合到一个体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微观机构也会有所作为，尤其是一些有理念的学术出版机构。比如2012年，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发出关于加强学术出版规范的倡议，得到50多家出版机构响应， 现已渐成气候。为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新闻出版总署于2012年9月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专门就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提出具体措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正在参与制订中国学术出版的标准。可以说，政府的出版主管部门抓住了解决当下学术出版乱象的一个命门， 许多重要的出版单位在规范学术出版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

三、进一步繁荣学术出版的若干建议

1. 坚持学术出版的专业化，着力提高学术出版门槛

要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弘扬人文理性、尊重社会科学的专业精神。学术是有边界的，每个出版人要对学术怀有一种敬畏之心，要提倡一种专业精神。正如前文所说，当下中国学术出版泥沙俱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学术出版的每个环节、每一位参与者都应当负起责任。仅就出版者而言，应提高出版门槛，以人文的、科学的标准判断作品，生产真正传承人类文明、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 引导并培养读者健康、积极的阅读习惯。

2. 重新构建学术评价体系

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学科类型差异较大、学术价值显现周期较长、成果转化应用方式模糊等特性，其成果评价的难度更大。因此，要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取得客观性强、认可度高的评价结果尤为重要。这两项工作在学术界及业内已经逐渐形成共识， 2011年11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明确指出： 探索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评价体系，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激励与诊断作用。

要改变目前重量化指标考核、轻同行评价的评价方法，要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出版规范。

3. 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标准和知识分类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标准和知识分类体系是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传承的规律不可或缺的环节。出版业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类的标准比较混乱，甚至可以说中国出版业长期缺失知识分类标准。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图书分类往往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把有关心理健康的书归为医药类；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应用型学科，比如社会学类图书，在中图法的分类里笼统地分在社会科学总论里。由于长期缺乏科学的业内分类标准，我们把前苏联模式的图书馆分类标准完全照搬到中国现代的出版业中，引起了分类管理的极大混乱。所以，我们一定要形成共识，要重新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体系。

4. 培养专业的学者型、复合型编辑人才

我们要多培养和吸纳大批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深厚学术造诣同时又懂得学术出版的复合型人才。为什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出版能达到与世界同步、亚洲第一的水平？那是因为有一大批大学问家在领导、经营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以，今天如果还是像当年我读大学时某位著名作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是作家，二流人才是教授，三流人才是编辑！ ——社会如果还是这样的认识，那就没有希望了，真正的学术出版也就没有希望了。深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恪守对学术出版的专业精神， 努力担当发展中国学术、传承人类文明的大任。在此和当下中国的所有学术出版人共勉。（作者：谢寿光，原载《出版发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