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出版的几点思考

学术出版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与精神脊梁，也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在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学术出版占整个出版的经济份额已超过30%，并且成为市场最稳定、利润最高、最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产品。反观我国，学术出版一直存在着一些非议与各种乱象，究其原因，既有学术界的沉疴，也有出版界的顽疾。如何增强我国的学术出版能力，早日涌现出学术出版的“高原”与“高峰”? 笔者试图从如下八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一、学术出版的概念与内涵

作为出版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学术出版越发受到大家的关注与重视。迄今为止，探讨学术出版的论文发表了不少，但鲜有给学术出版下定义者。笔者窃以为，学术出版应该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为基本形式，以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范畴的一种出版形态。

关于这个概念，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学术出版的根本旨在于科研、学问、学术以及新知，是一种学者层面的相对严肃的学术出版活动。第二，学术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等形式，既包括传统的书报刊形态，也包括新兴的数字形态的书报刊。相应地，学术出版机构则主要包括传统形态的学术出版社、报社、学术期刊及其数字化转型升级版，等等。第三，学术出版不仅要遵守一般的出版管理规定，还要遵守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第四，学术出版的范畴既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覆盖了自然科学领域。

明晰了学术出版的概念，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学术出版的内涵。这里主要是做两个辨析: 第一个是辨析一下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三者之间的关系。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是现代出版业的三大基本结构，这主要是按照现代出版业所承载的娱乐( 文化) 、知识和信息三大基本功能来划分的。大众出版是指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休闲阅读以及文化体验相关的出版，主要满足生活休闲需要; 教育出版是指与学习、教育、培训有关的出，主要为工作和休闲做准备; 专业出版是指与职业和行业有关的出版，主要满足工作需要。学术出版并没有被单独视为一个大类，没有被视为现代出版业的基本结构之一。实际上，学术出版都承载了或多或少的娱乐(文化) 、知识和信息三大基本功能。例如，学术出版里面涵盖了不少学术普及类的大众图书，这可以看作是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的交集; 学术出版涵盖的知识量无疑是最多的，教育出版范畴中形形色色的教学参考用书大都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两者有着很大的交集部分；学术出版蕴藏着海量的信息，国际上大的学术出版商如爱思维尔、威科等出版集团等往往同时也是专业出版的佼佼者，扮演着专业信息提供商与方案解决服务商的角色。

第二个是辨析一下学术出版与大学出版的关系。大学出版包括大学学报和高校出版社两大部分。大学学报作为学术期刊，自然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高校出版社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教学用书与科研成果出版的难题，因而，高校出版社主要从事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活动。高校出版社背靠大学这个母体，终日与学者为伍，坐享“近水楼台”之便利，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积累了大量的学者资源，树立了宝贵的学术出版品牌。可以说，学术出版是高校出版社

这一群体最为突出的特征与鲜明的标签，也是高校出版社最为引以为傲的资本。

二、学术出版的价值追求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小赫伯特·S． 贝利出版了《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一书，他认为“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为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出版好书，尤其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好书，就成为了出版机构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对于学术出版机构而言，能够发表或者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是一种价值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学术出版的价值与生命力。能否源源不断地发表或者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将决定着学术出版的价值大小以及生命力之强弱。

享有较高声誉的《自然》《细胞》和《科学》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1478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1543年) 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学术出版常青树，就在于他们无论是过去抑或是现在都发表过或出版过了不少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之前的论文或著作。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国人都在深深反思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学术出版机构没有发表过或者出版过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之前的论文或著作。

能否获得诺贝尔奖，关键取决于研究者们的学术造诣，取决于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不是学术出版机构培养或者挖掘出来的，仅仅是学术出版机构通过出版或者发表出来并且实现传播而已。一句话，诺贝尔奖主要是靠获奖者研究出来的，而不是依赖学术出版机构的出版得来的。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出版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虽然有学者提出“在学术研究生产中，学术出版不应只是一个摘果子式学术研究总结，而应主动与作者一起选种、种树，学术出版人要以其编辑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劳动，来组织、推动、引领和规范学术研究。”但是，学术出版只是策划选题，无法策划出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没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学术出版机构也只能落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处境。我们不应该无限制地让我国的学术出版机构承担过多的本不应该承受的责任。

可见，只有学术界踏踏实实做学问，才有学术出版的尊严与荣耀，学术出版成果通过哺育、滋养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学术研究者，为学术出版创造源源不断的优秀学术成果。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反之亦然。学术出版无法代替学术创造，但是可以有效引导学术创造，及时反映并客观评价学术成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具有丰硕的学术成果，才有辉煌的学术出版。

三、学术出版的准入机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胡绳同志就提出，出版这个行业是要设立门槛的，什么东西都出，好坏都出，这个国家的学术风气就坏了。当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出版准入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地图、养生保健类图书中小学生教材等出版领域。学术出版尚没有制定相应的准入门槛，90%以上的出版机构都涉及学术出版。为何众多出版机构纷纷涌入学术出版领域? 原因在于当前学术出版领域中存在大量的职称著作与课题结项著作出版的需求、职称论文与课题结项论文发表的需求，同时，各高校又有着充足的出版资助经费以及课题经费，学术出版有利可图。那些既没有悠久的学术出版传统，也不具备丰富的学术出版经验，甚至连相关的专业编辑人员都不具备的非学术出版机构，为了分一杯出版资助经费与课题经费的美羹，一窝蜂似地涉足自己根本不具备出版资质的学术出版领域。即使是一些老牌的出版社，又有多少在选题论证方面实行了专家审稿制度呢? 又有多少能够坚持严格的出版标准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学术出版蔚为壮观，这看似繁荣的背后，实则乱象纷呈，危机重重。一些出版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放弃了学术操守，丧失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出版了大量的“不差钱”却“差了学术”的平庸之作。学术出版乱象，既不利于学术圈的净化，也无益于学术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如何建立学术出版的准入机制? 笔者以为，第一，新闻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本着分类管理的原则，通过遴选一批具备一定学术出版口碑与学术出版品牌的出版机构，要求上述机构在选题方面严格把关，以学术性为根本宗旨与最高追求，从出版机构的选题管理方面严格控制学术出版的准入资质。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地抽查学术出版成果，根据抽查结果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对于反映良好的学术出版机构，可以在书号控制、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申报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对于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术出版机构将施以警告、书面通报批评，处以罚金、书号控制等行政处罚措施，影响恶劣者甚至可以被勒令退出，严格实行并逐步完善学术出版机构资质的动态管理机制。

第二，成立学术评审专家委员会。学术出版机构应该通过广泛吸纳各个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可以聘请这些专家学者担任学术顾问或者组建学术评审委员会，实行专家评审制度。在选题申报遴选阶段，相关的专家学者就要深度介入，从而保证每一个通过的选题必须具有学术价值。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就是从大学教师中指派人员组成出版社的五人编辑委员会，决定出版稿件的取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坚持专家评审制度，该社要出版的每一本学术书都必须要经过两个专家的审定，这两个专家是在全球范围内选定的学术权威，这两个专家如果意见一致就可以出版了，如果两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就再找一个专家评审。

最后，实行学术编辑终身责任制。实行学术编辑终身责任制，就是要学术编辑对自己编辑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关乎学术编辑自身的学术素养，也关乎自身的职业操守。学术编辑应该走学者型的专业编辑之路，既是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学者，又是专业的学术编辑。作为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学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不但要做课题、写论文，还要定期参加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与专家学者对话，紧跟相关学科专业的学术前沿动态; 作为专业的学术编辑，必须经过学术出版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之后才拥有独立的发稿权，不能跨专业发稿编稿，不仅要为学术成果的学术性把好关，还要从学术出版的规范方面严格把关。

四、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

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从表面上来看，是学术出版的标准化、规范化，实质上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传承性、严谨性、权威性。一本理想的学术著作，应该是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与形式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完美结合。加强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对于学者提高治学的严谨性与规范性，提升学术界创造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出版之间的交流对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在出版规范的遵守方面，情况很不乐观。就目前来看，学术出版失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例、格式不完备。例如，一本要素完整、规范的学术著作应该有前言(序) 、后记(跋) 、引文、参考文献、注释、索引，等等。实际上，能够做到上述诸要素皆完整的学术著作并不普遍。就索引来看，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学术著作索引的比例是23%—32%，联合国平均水平是23%，20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还能维持在百分之十几，而现在却达不到3%。又如，一篇要素齐全、规范的学术论文应该有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等等。第二，体例、格式不统一。各地出版的学术著作、各个学术期刊，大都存在体例、格式五花八门的现象，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体例也大相径庭，有的有索引，有的没注释，有的又是自序、他序、前言、后记、关键词、索引，一应俱全。第三，学术引用失真、失当。学术引用是一个尤其需要引起学者高度重视的问题。做到合理、正确、如实的引用，反映的是学者的学术道德问题。引用失真，主要表现为虚假引用。引用失当，指的是引用的篇幅与字数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通常情况下，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应该把引用的篇幅与字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涉嫌学术剽窃与抄袭。上述三种失范现象的出现，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的学者治学不严谨，不严肃，心态浮躁，缺乏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二是我们的学术出版机构把关不严，责任心与原则性不强，放松了对学者的起码要求，亵渎了学术出版的尊严。三是我们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学术著作写作与出版规范”。写作者无章可循，出版者无规可依。

一些西方国家在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早在19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芝加哥手册: 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百余年来，经过不断修订与升级，2010 年已经出版到第16版。此外，美国学术界、出版界还出台了诸多其他的规范。我国建立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势在必行，迫在眉睫。2012年9月，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对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了相应的规定与指导。一些学术出版机构，例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也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写作与出版规范”。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 一是为了避免学术著作规范与学术期刊规范之间各自为战、相互隔阂，建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 新出政发［2012］11 号) 与《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4］46 号) 的基础上，就一些共同的参考文献、注释等规范问题进行密切磋商、充分讨论并统一意见，最后形成一个权威的、综合的涵盖学术著作与学术期刊的学术出版写作与出版规范。各个学术出版机构应该将学术出版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一个不折不扣的落实者与推进者，做一个影响学术界纠正浮躁学术之风的正能量传递者。二是我们的学者应该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严格遵守学术出版写作与出版规范。 三是需要注意一下学术译作方面的问题。学术译作是学术出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学术译作来讲，最为迫切的是，同一学科专业领域方面应该制定一本统一、权威的专有名词术语工具书。唯有如此，方能改变我国译作出版名词术语混乱的现象，增强学术译作的学术规范。

五、学术出版的定价模式

优秀的学术期刊可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些优秀的高校学报还有机会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或“名栏工程”，等等，加上学术期刊通常还会有一定的广告收入，因此，优秀的学术期刊通常都拥有比较充足的办刊经费。 而对于那些依靠收取版面费补贴的一般学术期刊而言，版面收入往往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学术期刊的发行量通常不大，价格高低对其发行收入影响并不大。定价问题对于学术图书来讲更具现实意义。虽然我们一些出版项目可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但是，与众多学术著作相比较，能够得到资助的数量毕竟非常有限。很多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依靠作者的科研经费来资助补贴的，学术著作能卖几本算几本。大量的学术著作，其经济效益需要通过在市场上交换获取。学术著作经济效益好坏，又影响到作者的稿酬水平，进而影响到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学术著作定价是一把双刃剑。若定价过高，超越现行物价水平，老百姓难以承受，必然会影响学术著作的广泛传播与有效消费，不利于学术著作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 若定价过低，则难以“为天才之火增加利益之薪”，势必会挫伤学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那么，学术著作该如何定价?笔者窃以为，我们既不可以盲目借鉴国外，也不可以一味沿袭陈规陋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学术著作定价模式，需要理性地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学术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学术著作的学术含金量，主要是指学术著作是否填补了空白点，是否有较强的独创性、前瞻性以及新颖性，是否首发，等等。内容含金量的评判需要借助相关学科领域内权威高、责任心强的专家们的公开、公正的评审。

第二，学术著作的内容特点与市场需求量。对于那些专业性较强、读者面较窄的纯学术著作，由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可以采取适度的高定价策略；;对于那些通俗性与可读性兼备的学术普及类著作而言，由于读者需求量大，甚至有畅销的可能性，则宜采取合适的低定价策略。总之，要根据学术著作的内容特点与市场需求量的情况来科学定价，在价格与需求之间谋求一个良好的平衡点，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主要需要考虑作者的稿酬与印制成本，对于译作来讲，还涉及是否需要购买版权的问题。从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角度来看，稿酬等版权价值在学术著作的总成本中应该占据较大的比重，这样才是合理的。考虑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可以弥补按印张分类定价模式不以实际出版成本为基础定价的弊端。

第四，是否有出版经费资助? 如果学术著作的出版有相关的经费资助，且这些资助基本能够担负学术出版机构的运营生产成本，那么，学术著作就宜适当降低价格，普惠于众，更广泛地传播学术知识，既可以体现出版经费资助的主旨导向，也可以更大程度上发挥学术著作应有的社会效益。

当然，在科学、合理地制定学术著作定价模式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虚高定价、过度包装这两种错误商业行为，彻底铲除学术著作定价中的毒瘤与毒素，净化学术著作出版的生态环境。

六、学术出版的发行营销策略

学术出版的发行营销，主要是指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的发行营销。学术期刊的发行营销渠道通常比较成熟、稳定。学术期刊的读者群比较明确、固定，其发行途径通常为邮局征订、自办发行等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不少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或者App客户端，读者只需要关注其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安装App客户端，就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相关的学术期刊内容。而对于学术著作来讲，其发行营销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学术著作的专营渠道，读者群又比较分散，两者之间缺乏通畅的、稳定的供求信息传递渠道; 二是学术著作的发行量通常比较小，大部分的学术著作发行量也就维持在两三千册左右，定价也不高，利润空间有限; 三是市场上学术著作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一套具有学术公信力、权威的学术书评价体系。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均剑指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于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

笔者窃以为，做好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主要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开拓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渠道。长期以来，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渠道主要集中于新华书店系统，大学书店等民营渠道，图书馆配书，邮购直销，当当网、京东网、亚马逊、孔夫子网等网络售书，等等。我以为，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既要借助一般图书的发行营销方式与渠道，更要着眼于“学术”二字，开拓学术著作特有的发行营销方式与渠道。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学术著作的内容与目标读者情况，选择相应的学术团体或者读书会，借助学术团体或者读书会的平台，有针对性地向会员或者会友推荐销售学术著作。

第二，建立一套权威、具有公信力的学术书评体系。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书评，很难引起读者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 大多数书评都是对所评之书的概述与夸奖，有见地的信息量太少，可读性不强；书评的作者通常都是作者或者出版社编辑找人来写的，缺乏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书评更多的是一种“人情”产物，助长了“相互提携”之风。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 “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 “我们在西方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后，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而他或者她并不知道书评都是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什么”。这样的学术书评往往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可以为读者选购学术著作提供较有价值的指导。

第三，努力降低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成本。积极开拓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渠道，建立一套权威、具有公信力的学术书评体系，都是为了增加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量，属于“开源”，除此之外，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也要注重“节流”，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降低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成本，只有降低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成本，才能提高学术著作的获利空间，从而为学术著作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要降低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成本，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大力推行学术著作的按需印刷。由于学术著作的市场需求量通常不大，市场需求的持续时间又比较长，因此，学术著作非常适合按需印刷。一方面，既可以快捷满足少量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不会出现大量的学术著作库存。尤其是对于异地甚或是异国的市场需求，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按需出版数字传播平台，获得的订单就可以直接在当地印刷与配送。二是通过提高发行营销人员的专业素质来增强学术著作发行营销的针对性与效果。学术著作通常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因此，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人员，应该具有相关专业背景，例如，法学类学术著作，通常需要有不同于一般图书的发行营销渠道，应该有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营销及策划编辑来具体负责、统筹整个法学类学术著作的发行营销。实际上，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营销及策划编辑，可以实现编辑部门与发行营销部门的良好沟通，包括市场反馈，等等。

七、学术出版的考核机制

我国的出版工作坚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以及“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效”原则。随着出版业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版企业顺利完成了转企改制，出版传媒集团正谋求上市，丰硕的产业化成果凸显了出版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经济价值。基于经济绩效的考核方式，作为唯一一个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在出版业界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

学术出版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其应该承担人类知识传播、文明传承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学术出版作为一种小众出版，正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威廉·西斯勒( William P．Sisler) 所说: “从经济角度看，大部分学术著作的销售是失败的，大多数都收不回成本。”如果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追求，很多学术价值卓著而经济价值甚微的学术著作势必会被埋没。学术出版可以赢利，但绝不能因为学术著作有可观的出版资助就降低了学术标准。对于学术出版机构来说，创利可能是学术出版的一个短板，学术出版的长项在于塑造出版品牌，改善出版形象。因此，我们应该扬长避短，正视学术出版的出版规律，更多地从出版经典学术著作的数量与质量，从提升出版机构的良好形象以及出版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方面来考核，即学术出版的考核应该强化学术价值、品牌形象等指标，适当淡化经济利润指标。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于奠定商务印书馆学术重镇地位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啻于这套丛书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对学术编辑的考核管理，同样不能像对待大众图书编辑那样主要以经济指标来考核，也不宜参照一般大众图书编辑的创利标准来计算绩效，或适当以补贴的方式来减轻相关部门与人员的经济压力，或通过社控以计件制方式(主要是编校费) 来进行计酬。一方面，要考核学术编辑人员编辑出版学术精品的数量与质量。学术编辑不能盲目追求发稿的数量、出书的数量，应该走不同于大众出版的一条路子，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以出版学术精品为重任。另一方面，要考核学术编辑的学术水准。我们要提倡学术编辑学者化，在学术编辑与学术研究者之间应该建立一套“旋转门”机制，打通学者与学术编辑之间身份转换的通道，是有利于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的。因此，学术编辑应该投入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相关的专业研究，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准，进一步开阔学术眼界，提高学术眼光，同时，与专家学者对话，用自己的学术魅力赢得专家的认可，让专家学者敢于且乐于交付自己的书稿。这就需要学术出版机构摒弃将学术编辑人员视为一般大众图书编辑的做法。

学术出版的考核，除了考核学术出版机构与学术编辑之外，还应该对那些受到国家相关基金资助的学术出版项目进行严格考核。目前，我们的学术期刊就有相对完善的考核机制。比如，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获得资助的期刊实施动态管理、定期考核。年度考核合格拨付下一年度资助经费; 年度考核不合格，停拨经费，限期整改；年度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或有严重违规行为的撤销资助”“考核采取抽查和自查相结合、同行专家评议和定量指标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获得资助的期刊每年须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工作总结和自查报告。”当然，由于学术期刊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学术著作的出版通常是一次性完成的，不具有连续性，因而，学术著作的考核操作性似乎不如学术期刊那般方便、有效。对于一般学术著作的考核要求与标准，总体上来讲，应该是与对学术出版机构的考核相一致的。对于受到国家相关基金资助的学术著作出版项目，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并且可以加大对其考核的力度与要求，只要改变一下学术著作出版项目资助的流程与程序。以往大部分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各部委课题办等资助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课题结项需要，大部分都会在专家评审与课题结项之前，用预拨付的科研经费作为出版补贴，将自己的课题研究成果出版成书作为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如果课题评审专家否定了课题研究成果，那么，世界上又多了一本“垃圾书”。可见，很有必要实行追加补贴制度，即各项立项课题，课题结项之前没有任何财政资助，研究者自行组织研究，如果课题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再给予相应的资助与补贴。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改变当前课题申报中存在的“中标难，结项易”这种“严进宽出”的弊端，让我们的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用来沉潜学术。

八、学术出版的学术评价功能

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交流、传播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是引导学术规范发展的重要方法，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手段，对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学术评价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学术评价仅仅看成是针对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或者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进行的一种评价活动。其实，这种观点与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现，学术评价早已前置到书稿或者论文的选题申报论证环节了，我姑且称之为出版评价，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与事实。因此，完整的学术评价应该包括出版评价与学术成果评价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评价过程与环节。

出版评价，一方面指的是出版社对书稿进行价值发现与价值判断，包括书稿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读者对象、销售情况、成本预算，等等；另一方面指的是学术期刊对论文稿件所进行的学术价值判断与学术规范审核。书稿和论文稿件的学术价值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通常情况下，出版评价主要是由出版机构的编辑委员会来具体操作的。出版评价起到了一个在选题环节就对学术成果进行筛选把关的作用，也决定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可以出版与传播。因而，学术出版具备一定的学术评价功能。当然，学术出版机构能否在出版评价的过程中发挥学术评价的功能，关键还是要看学术出版机构的自身作为，学术评价者的身份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自身具备一定的学术公信力与学术判断力，被大家欣然接受为学术评价者的。

学术成果评价则是指学术共同体对已经出版的学术成果所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在目前，学术期刊具有一套比较规范与成熟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当然这个评价体系也并非完美得无懈可击，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与完善，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其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所刊文章的被引用率来反映其影响因子，同时，二次文献对这些学术期刊所刊发文章的转载量与转载率也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而学术图书的成果评价却难成气候，一是在于，其不适用学术期刊的被引用率、被转载量以及被转载率那一套操作规范与方法； 二是目前学术著作尚缺乏一套具有权威性与操作性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虽有一些出版社迈出了积极邀请社外专家评选本版优秀学术著作的探索步伐，但这种做法终究只是星星点火，尚未燎原，且缺乏一定的认可度。高校职称评审中出现的“重论文轻著作”，大抵上来源如此。

如何强化学术出版的学术评价功能? 笔者以为，我们目前学术著作的出版流程存在一定的风险或者说有不合理之处，我们应该将学术评价环节前置，而不是将出版选题申报论证环节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把学术稿件的学术价值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出版机构的出版评价。也就是说，只有事先顺利通过学术价值评审的学术稿件，才有资格被推荐进入学术出版的环节，而不是相反。具体的做法是，如前文所述，各个学科专业领域应该成立一个权威的学术评审专家委员会。这些学术评审专家们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学术情怀，应该肩负高度的出版责任意识与精品出版意识，摒弃个人之间的学术门户之见，共同致力于学术稿件学术价值的发现与判断。顺利进入出版环节的学术稿件，还要进一步接受出版评价，以符合学术出版的规范与规定。唯有如此，既可以将那些有损学术尊严、有失学术水准、有违学术规范的劣作拒之于学术出版机构的大门之外，净化我们的学术圈与学术出版界；又可以通过学术精品力作的出版与传播，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申报成果可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也可以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范围以外的研究成果，统一组织出版，并向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作者：刘永红，原载《新闻学与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