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剑林老师夫妻二人从深圳辗转湖北参与“中语会”的活动之余，希望能与我一见。酒店大堂匆匆相晤，他们说有一本专著即将出版，很希望我写一篇序。尽管正值暑期，但语文活动繁多，穷于应付，而且手头所积文债颇多，更主要的是，对他们了解不算太多，即使答应作序，也难免隔靴搔痒，言不及义。但思量再三，我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原因有三：一是当年在家乡中学从教的经历告诉我，“草根”教师要出专著谈何容易，尤其是年轻教师就更是难能可贵，同时年轻教师的成长更需要别人的支持与鼓励。作为过来人，乐观其成，聊尽绵薄，理所当然；二是深圳位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其经济上的优势吸引了内地省份一大批优秀语文教师，语文教育研究非常活跃。鄙人忝列中语会理事长，能为深圳基层学校的语文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的职责之一，本分所系，责无旁贷；三是他们夫妻二人又都是我的同乡，乡关之情，势不可逆。这样说来，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写这篇序都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了。

不久，他们就发来了《写作教学的第N条路》全部书稿。我虽耽于繁务，无暇深度“研读”，只能浮光掠影，挂一漏万，有道是观叶知秋，尝脔品味。披阅之下，不仅了解到该书的大致内容，还受到了诸多启发，也引发我对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些思考。人们常说教师的教学活动是“教学相长”，而我写这篇序，也可以说是与作者“著序相长”了。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对语文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阅读、思考、写作的结晶，可谓其心血之作。全书共六章，涉及阅读与写作、写作教学、高考作文、写作讲评、教师自身写作，以及当代写作教学扫描。既有常规写作教学的董理爬梳，又有广东高考作文的细致分析；既有中外写作教材的比较分析，又有语文名家写作教学特色的提要勾玄。所谓窥斑见豹、披文识人，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夫妇的精神状态：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寂寞，渴求专业发展，积极向上，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他们有着自己的教育理想，有着对写作教学理想境界的追求，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热爱语文教育，把语文真正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新课改以来的种种困惑，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颓废，有的只是自我消解，冷静思考，理性表达，摸索前行。记得毛志成教授在《喜读为师者文》中曾说：“为师，就要有见识、有感情、有表述能力，非此便不足以为师……能用艺术性的语言文字来演示教师的工作、生活、情感的教师，才是生动的教师、有魅力的教师。”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和不足。比如，有些思虑未必周密，有些提法未必稳妥，有些表述有待进一步推敲，甚至有时难免意气用事。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教师，又正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年龄，这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作者提出“中小学写作教学的批判与建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大题目，远非一本专著所能解决，需要集中志同道合者的集体智慧，协同攻关，才能有望有所推进。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作文各有特点，教学规律和指导方法肯定也不一样。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恐怕容易顾此失彼，流于空泛。我国目前的中小学写作教学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我们审视、研究的起点。其中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因为存在问题，才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以期在现有基础上兴利除弊，提高教学效率，推进其向前发展，而不能一味地“破”字当头，推倒重建。如果类似这样的问题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乃至争论，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其是而非其非。

一个青年语文教师的成长，固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勤奋努力。无数优秀教师的专业发展、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大凡优秀的语文教师，大多具备如下特征：热爱生活，热爱母语，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善于反思，乐于写作。一般说来，优秀教师不仅能总结自身教学经验、把握教学规律，而且善于反思自己教学的得失。美国学者波斯纳有一个“教师成长公式”，即“经验+反思=成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曾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坚持写三年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当然，在研讨、反思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学习、充电，拓展视野，更新专业知识。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提高、升华为教育教学理论，变具象为抽象，由“术”到“法”，那么也就离名师甚至教育家不远了。

英国教育家威廉·亚瑟曾提出过教师的四种境界说：第一境界是一般的教师，只会叙述，即照本宣科；第二境界是较好的教师，能够讲解；第三境界是优秀的教师，会做示范；第四境界是伟大的教师，则善于启发。所以，叶圣陶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指那些善于做示范的优秀教师，总能悉心点拨，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至于伟大的教师，就要像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无独有偶，苏格拉底则以“探索者”自居，以自己的“无知”，运用“产婆术”或“精神助产术”，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两位先哲成功演绎了启发式教学的精彩，成为中西教育史上的伟大教师。流风余韵，泽被杏坛。作者夫妇这部专著，记录着他们对语文教育的不懈追求，践行着先贤们的教育智慧，相信一定能给广大语文教育同行带来若干启示。

李剑林，笔名李在，网名杞墨，号听雨斋主人，别署白丘人。喜篆刻、爱书法、好摄影。偶写评论，以“墨者”自称。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高考评卷教师专家库成员，深圳市首批名师工作室成员，深圳市第二批教育研究专家工作室成员，深圳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开发人和主讲人，市级骨干教师。华南师范大学《语文月刊》特约作者。2008年提出“理性语文教学”的理念，2013年提出“论辩式写作”的概念。发表论文、论著、评论、随笔四十余万字。

第一章?阅读与写作：读读读，半夜三更闻鸡舞

第一节?阅读，写作的天然基石

第二节?写作教材的前世今生

第三节?整合资源，向写作进军

第二章?常规写作教学：写写写，雄关漫道真如铁

第一节?写作为难情绪的产生与解除

第二节?写作教学的理论准备

第三节?叙事类写作

第四节?论述类写作

第三章?高考作文备考：练练练，乱花渐欲迷人眼

第一节?广东命题的变迁

第二节?对全国卷作文的展望

第三节?走出备考的误区

第四节?专家的方法

第五节?新材料作文备考的突围

第六节?八股文写作的当代价值

第四章?写作评讲：评评评，吹尽黄沙见真功

第一节?讲评的前程

第二节?修改与清誊

第五章?教师自身的写作：游游游，同甘共苦赴兜鍪

第一节?教师写作能力的源泉

第二节?构建自己的写作空间

第三节?当“下水”成为时尚

第六章?当代写作教学扫描：真真真，减灶增兵贵在新

第一节?名家写作教学法

第二节?代表课例展示

第三节?特级教师课例展示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阅读与写作：读读读，半夜三更闻鸡舞

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

〔英〕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第一节?阅读，写作的天然基石

阅读与写作是一对孪生姊妹，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既是每个人求学阶段学习生活的两大支柱，也是当下高品质生活的两个标杆。对于作家而言，他们在运用前人既定的写作规则之外还会在风云际会间创建新的写作规则；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多在从阅读中抽取出来的成熟的规则下进行写作。在当今时代，阅读和写作是不可偏废的两翼。

一、真实的写作始于模仿

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艺术上，“模仿说”都是人类最古老的学说之一。人类从对自然的学习复制，把从自然界得到的启示应用于生活，用艺术的手段描摹现实生活，进而用艺术作品来点缀、美化生活，这是一个漫长而悠远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离不开模仿的功用。作家的写作也好，常人的习作也罢，模仿才是写作真正的起点。

当然，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反对模仿鼓吹去技巧化的文学大家。晚明时期大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说”的文学主张。他在《童心说》一文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即最好的文章都是坦率的原原本本的作者内心情感和愿望的表达，它不应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扰。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继承了李贽的这一学说，并进一步将其明确化，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写作主张。他们强调诗歌创作应当以真实地表达作者个性化的思想感情为重，反对所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任何学习古人的“粉饰蹈袭”。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倡导，抒发“性灵”还要摆脱世俗道理和学问知识的束缚，赞美无闻无识的村夫、村妇、野人、孺子任性而发的“真人”“真声”。公安派的文学作品“任性而发”，真正体现了他们“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文学主张。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大旗。袁枚所指的“性灵”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三个方面内容，他认为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无诗”。这一余风一直影响到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伴随着梁启超提出的“文学界革命”的口号，黄遵宪倡导了“诗界革命”。他在《杂感》诗中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从李贽到黄遵宪，他们的文学主张之中都饱含着反对传统渴望济世的家国情怀。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学主张并非为文学而设，至少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不是文学写作，而是批判时事。他们希望通过文学风气的转变来改造世风，进而安邦济世。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些文学主张简单地移植到写作之中，那将是贻害无穷的。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采用“我手写我口”的方式指导学生写作，不再强调写作知识的系统讲解，不做文体规范的详细训练，不能说与这种历史传统没有渊源。无论是“童心说”，还是“独抒性灵”，抑或“我手写我口”，它们的用词都存在着极大的迷惑性。儿童初学写作，当然要表达他们的“童心”和“真心”；孩子的愿望没有错误，绝大多数的错误都是成人世界强加给他们的；学生怎么想就怎么写，先写起来，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产生对写作的惧怕。一系列现代化人文化的理念与这些古老的主张不谋而合，于是它们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真理。这种写作教学造成的恶果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初见端倪，许多学生连最基本的文体知识都不拥有；到大学阶段全面爆发，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请“枪手”代作便是一种明证。

注重传统，注重继承，注重法则，这本身就是我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写作亦不例外。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盖学文既久，自然纯熟……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的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的文字。”对启蒙教育颇有造诣的清人崔学古在其重要著作《学海津梁》中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其文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无论是研读一个人的作品还是研读一部著作，其对自己写作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老舍先生曾在《谈读书》一文中写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由此可知，老舍作品的幽默感和他向别的作家学习不无关系。即使是像鲁迅这样的创造大家也毫不隐讳自己对他人的模仿。他说：“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

单纯的“我手写我口”式的写作多半只会成为记流水账。真实的写作，即便是习作，都不能只是简单想法的原始再现。当思想诉诸文字之时，写作者既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那些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而回避写作技法训练的做法不过是为自己开脱的借口而已。真实写作的第一原则就是用恰当的形式表现恰当的内容。初学写作者，采用的形式不恰当可以原谅，但如果没有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思想一旦呈现，形式就随之产生。茅盾说：“赤手空拳无凭借的作家，事实上是不会有的。”真实写作的第一步就是写作形式的模仿，这一步任何作者都难以逾越。不同的是模仿的痕迹有浓有淡而已。

二、用阅读为写作护航

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中，我们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次生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写作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于是，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成为最基本的法则。然而，无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学生，生活多是单调的，甚至是乏味的。让学生反复地观察和描写了无生趣的现实生活，也许这正是迫使学生走到写作对立面的首要因素。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写作过程，面对老师“写真人真事”的要求，我们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焦躁不安。原本极为简单的写作要求变成了逼迫学生胡编乱造的罪魁祸首。原因在于，面对写作这一特殊领域，我们并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写作除了反映客观世界之外，更为主要的特征是对客观世界的判断和评价以及对虚构世界的想象和建构。

对于初学者来说，把现实生活提炼成为文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他们即便可以出色地完成某些写作任务，但是终究难以应对六年、九年甚至十二年不断强化的写作要求。为了写作而对生活进行观察、提炼和总结当然不可废除，但是如果每一次写作都是如此，那对多数同学的写作兴趣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现实生活是写作的一个源头，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源头。当一个源头受到了污染之后，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另一个源头——阅读——入手来思考写作如何形成的问题？

在传统读写结合的教学中，阅读以个人的理解与感悟为主，学生在自发的状态下自行摸索写作的感觉。教师的教授因人而异，饱学之士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因势利导帮助学生加快写作规则的探索速度，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的青涩教师要想以自己之昏昏使学生之昭昭就显得步履维艰。阅读教学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加上评点式文本分析解读的非系统性，使得通过阅读走向写作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为了写作而进行的阅读可以称为模仿性阅读，其目的是通过研读范文习得写作技巧，进而形成拥有自己风格的表达能力。在模仿性阅读中，被模仿的文本一定是具有相当高度的标杆性作品，模仿者通过学习和研究获得形象生动的感觉，进而获得一种生命化的感悟与体认，之后关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好的写作能力便会悄然形成。在模仿性阅读中，首先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作者的表达思路。作者表达思路的梳理不能只停留在“是什么”上，还需要清楚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其次是分析作品的结构层次。作品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侧重于写作材料的组织安排，深层结构侧重于写作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是分析作者使用的表达方法。模仿性阅读的关键不在于读懂文本，而在于分析文本，分析文本深层的“形式秘密”。在通过阅读掌握了文本的内容、结构、方法、技巧之后，阅读者就可以进行模仿性练笔了。需要强调的是，在练笔的过程中，需要再次对文本进行阅读，以期获得更加细腻、新颖的体验或者之前未有之发现，以此来进一步规范和修正写作。模仿性阅读的全过程是“模仿性阅读→模仿性练笔→模仿性再阅读→模仿性练笔……”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推进的动态过程。

在《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歌德说：“材料是每个人面前可以见到的，意蕴只有在实践中须和它打交道的人才能找到，而形式对于多数人却是一个秘密。”模仿性阅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写作，写作也无非是“材料”“意蕴”和“形式”三者的有机融合。材料的获得相对容易，而文本中的意蕴便已经不易领会了。形式是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但它最具可模仿性。因此，形式的分析和探索应当是模仿性阅读中的重要任务。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我们可以略作分析。原文如下：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1921年，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稿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堕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这是一篇记事散文，通过记录一次演讲来塑造人物形象，其基本内容是梁启超先生一次精彩的学术演讲。梁实秋先生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梁启超先生的敬仰之情。每一位读者也都可以通过记事来表达自己对偶像的崇拜之情。读者可以从文本中借鉴的当然是写作技巧，而不是如何描写梁启超这个历史名人。从记事一方面来说，文本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叙事的基本元素；从写人一方面来说，文本包含了对人物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并且正面描写涵盖了语言、肖像、神态、动作、情感等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描绘。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写人记事这些基本的方法来解读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对于读者模仿写作而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将和别的写人记事文章没有任何区别。为写作而进行的阅读需要读者发掘文本自身拥有的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的个性化的特点并不在于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和记事方法，而在于其“退而求其次”的写作特点。

梁启超先生的大名首先应当和政治联系起来。但是文章的开篇却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政治与学术相比，作者选择了相对次要的学术来写。对于一个学术大家来讲，相对于其等身的学术著作来说，一次演讲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文章详细记述的恰恰是一次平常的演讲。演讲本是口头的语言艺术，文章既然题为《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那就应该对演讲进行多方描绘。可是在描写演讲之前却先赞美了与演讲不相干的书法。终于，演讲者“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演讲者的形象并不高大。学术演讲终于开始，而第一句却是演讲者自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演讲就要展开，不过“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文章开始描述演讲的“学术”了，只是仅仅写了“一朗诵”“一解释”又马上插入了“我”二十年后的经历。文章直到第七段才开始具体描绘梁启超先生的演讲，并且也仅仅用了第七段和第八段两个段落的篇幅，最后两段又是作者评价性的文字了。通观全篇，我们可以看到文章的主旨是要赞美梁启超先生的伟大，但是一路写来每一个层次的内容却都是取其“次要者”加以描绘。试想，梁启超先生一次平常的演讲就能够使得“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他人生的巨大成就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因此，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别具匠心的，此文切不可与其他散文等同视之。

如果针对《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文章进行模仿性仿写，仿其“退而求其次”的写作特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记叙的方法，如顺序、倒叙、插叙、补叙，当然需要练习；人物描写的方法，如肖像、语言、心理、动作，当然也需要训练。但是，如果对于每一个文本都这样处理，那么阅读便会在平面上滑行，写作也难以有所深入。长此以往，阅读和写作的趣味也就不复存在了。想要深入阅读一个文本，掌握相关的阅读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模仿性阅读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娱乐，而在于获得信息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进而促进自我心智的成长。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将阅读分为四个层次，即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基础阅读侧重于对字句的理解，检视阅读侧重于对整个作品大体上的把握，分析阅读是在不限制时间的情况下对阅读对象作最完整的阅读以寻求深入的理解，主题阅读是在许多相关的作品中找一个相同的主题进而架构一个所有作品都没有的主题。其中，分析阅读比较接近于目前语文课堂上的课文讲解。

目前语文教学所使用的阅读技巧多是为了解决对文意的理解和分析，而写作技巧的分析又多流于文章共性的解读。为了写作训练的开展，在解决了文本的基本意义和共性的技巧之后，我们需要引入新的阅读理论和阅读知识，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伦理批评、审美的批评、文体学批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等。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比较实用的无疑是新批评的细读法。文本细读可以在不引入批评理论和比较性资料的情况下直面文本，详尽解读。它要求读者通过逐字逐句的解读发现文本蕴含的矛盾所在，进而再反观全篇赏析文本的写作奥秘。比如郁达夫的名篇《故都的秋》，沿着作者的笔触，我们欣赏到“一椽破屋”“一碗浓茶”“一丝阳光”“半堵破壁”“几根衰草”等景致在细微处的美丽。极淡之色调、极微之触觉、极尽之秋意，作者都在意它，赏识它。于是我们发现，作者笔下的秋是悲凉的秋，作者欣赏的秋之美是悲凉之美。这便和将秋与丰收联系到一起大有不同。在作者笔下，秋悲凉但不悲伤，衰亡但无死气。这又打破了秋与肃杀之间的联结。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写作技巧——以欣赏的态度描绘细小、卑微、衰落、悲凉的对象。回头再看文本，我们会发现作者拒绝描写江南而甘愿选择北国，拒绝描写青岛而甘愿选择北平，拒绝描写故宫而甘愿选择陶然亭。而连“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也都是一笔带过，却详细描绘“一椽破屋”的清静与悲凉。显然，作者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使用了“排除法”。一一排除下来重点自然突出，这便是本文的第二个写作技巧。

主题阅读是针对同一个主题阅读多种作品，其本质就是研究性阅读。这是大学阶段为完成论文的写作才涉及到的读书方法。然而，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课程标准规定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要求。当下，语文的研究性学习多侧重于语文教学内部的研究，也就是通过语文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进行探索、发现和体验。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使学生学会搜集、分析和处理信息，从而增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语文的研究性学习注重教材内容的深入挖掘，而轻视课外知识的广泛引入。所以，基础教育阶段对于主题阅读的研究和投入是极为薄弱的。主题阅读对于改变我们对写作的认识，提高写作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老舍先生刚刚写作之时学习狄更斯“逗笑的窍门”并以为“得之矣”。后来才发现，自己所“宝之”的东西恰恰是狄更斯的短处。于是老舍先生感慨：“假若我们选读了他的两三本代表作，又去读一本或两本他的传记，又去读几篇近年来发表的对他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一定会得到些正确的了解，从而取精去粕地吸收营养。”

在中国被搁置在大学阶段的主题阅读，美国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推行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钢先生在其著作《遭遇美国教育》中讲述了自己10岁的儿子在美国学习的故事：

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塞：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吗？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儿发蒙，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只有真正的主题性阅读才会带来真正的创造力，也才会为写作带来创新的动力。

三、阅读促使写作人格走向成熟

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也进入了信息经济的时代。美国科普作家罗纳德·科图拉克认为当今社会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是社会信息化，变革社会的力量是知识信息，扩大知识、大量生产知识和提高人类的智能，将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第二是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厂、办公室、家庭将自动化；第三是劳动技术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力和知识。2012年被学界称为大数据元年，人们对信息的依赖和使用又进入一个新时期。2012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探讨了如何利用包括社交网络在内的大数据资源造福人类。沃尔玛已经成功地运用大数据调整商品的组合与配置，美国奈飞（Netflix）公司利用大数据拍出了备受世人关注的电视剧《纸牌屋》，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知识与信息成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随着无线网络的进一步普及、通信技术的进一步更新，人类的写作时代已经悄然到来。美国教育学家韦斯特说，在信息社会里“写作，包围着你”。

任何一个人的写作都会打上他自己特有的印记，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便是文章特点和其写作者个性相一致的表现。1847年12月29日，果戈理在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是忧郁质的和倾向于沉思的性格。后来又加上病态和忧郁症。而这种病态和忧郁的心情却成了我早期作品表现出来的快乐情绪的原因。为了使自己快乐，我在缺乏进一步的目的和人物设想的情况下进行虚构，将人物置于令人发笑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我的中篇小说。”他在《作者自白》中把这种创作动机归结为一种“精神需求”。写作者和作品之间的风格关系是多重的。柏拉图认为，人性中包含着欲望、激情和理性三部分内容。欲望是人们为爱恨情仇而产生的骚动不安，它是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其目的是追求满足和快乐。激情处于欲望之外且与欲望产生冲突，激情是理性的盟友。理性是人性中的爱智部分，用于思考和推理。理性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谋划，在灵魂中应当居于主导地位。理性在激情的辅助下领导欲望，三者达到平衡之后便可催生理想的人格。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其身心才能和谐发展，进而获得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天性稳定的性格特点。成熟的人格在写作中并非天然地得到呈现。就像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走向成熟一样，写作人格的形成与成熟也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在写作者将自我的精神形象化、理想化、人格化和审美化的过程中，写作人格是主导性因素和决定性力量。写作者首先是生活的主体，写作只是写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写作人格以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为基础，又与此二者有所不同。写作人格的基本构成要素有写作气质、写作意志、写作理想、写作伦理追求和审美价值取向。写作气质是一种先天性的写作人格要素，它为写作人格奠定相应的生物因素。写作气质对写作人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写作意志性质的规定和对写作人格的力度与坚韧程度的强化上。在写作气质的规范和写作意志的冲动下，个体的写作兴趣得以形成。写作兴趣直接酿成写作者的写作理想。写作理想的形成决定了写作者的写作伦理方向与价值追求。在写作主体建立成熟的写作人格过程中，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对于校园里的师生而言，直接的人生阅历都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写作人格的构建，阅读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阅读能够丰富人的知识，开阔人的视野，拓展人的心胸。在阅读之时，作为一个读者，我们需要清空自己，不可带有任何偏见。直面文本，从文本之中汲取营养，这才是阅读的要义。在初步阅读的时候，读者应该作为一个理解者和接受者，而不是一个辩论者和批评者。作为一个好学的读者，他的阅读视野还应当不断地拓宽。只有在阅读的广度上不断地铺展开来，我们才能有更理性的认识，才会有更新鲜的发现。其次，阅读可以改变人的欲望和心理需求，使人心情舒畅，神智轻扬。《韩诗外传》记载：“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磋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旗裘旃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赖二三子切磋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闵子骞将自己脸色由枯黄变为红润的原因归结为读书学习是有道理的。阅读使人明理，使人学会思考，形成思想。另外，阅读不应当有领域的限制。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都是阅读的“必修课”。叶圣陶说：“学习写作的人应该记住，学习写作不单是在空白的稿纸上涂上一些字句，重要的在乎学习思想。”一般来讲，对科学、哲学的阅读是对自我思想认识、生存视野和生存境界的拓展和超越，对宗教的阅读是对生命本源和生命的终极皈依的领悟和探索。而文学艺术更与心灵直接相通，是生命体验的直接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这也是对阅读之于写作重要性的强调。

2002年初，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实施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法案中写道：“我们国家正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没有理想。”法案中把“阅读能力”和“心怀理想”对举，这既表明了美国对阅读的重视，也表明了美国对阅读在人格成长中作用的重视。阅读是人们精神阅历体验的基本方式，是对人生宽度和广度的扩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没有深广的阅读经历的写作者，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智慧、人生的美德以及罪恶大多是浅层的、媚俗的。深广而开放的阅读经历可以提供广博的写作素材，可以铸造博大无垠、苍茫雄浑的写作智慧和情感源泉。